历史与文化

民族服饰袖裆结构类型和文化探析

樊 苗 苗

(1.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2.广西民族博物馆,南宁 530028)

摘要: 袖裆结构多出现于现代服装结构中,在民族服饰中的研究甚少。文章采用标本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服装结构角度对民族服饰的袖裆结构进行分析。通过对博物馆馆藏民族服饰实物标本的数据采集、整理、结构图测绘,发现民族服饰袖裆结构存在“袖裆开口”到“独立插片”再到“衣身或袖身相融”三种不同形态类型。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服装结构的变化衍生袖裆结构类型的多样性。少数民族纺织技术在布幅宽度上的相对稳定,是民族服饰袖裆结构不同形态保存至今的重要因素。多样性的民族服饰袖裆结构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敬物尚俭”思想。

关键词: 民族服饰;袖裆结构;类型;插片;布幅

中国民族众多、民族的支系众多,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因各种因素的影响,产生了款式繁多、结构多样、图案丰富、色彩绚丽的民族服饰。当前学术界主要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等方面对民族服饰展开研究,对于民族服饰实物标本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因此,从服装结构角度对民族服饰实物标本进行数据采集、整理分析是民族服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记录和保护民族服饰原生文化的重要技术手段。

袖裆是指衣身和袖片相连时候腋下的部分。袖裆结构的概念,多出现在现代服装结构的连身袖中。对于需要保持肩部线条自然柔和且合体的连身袖而言,其活动机能是靠腋下追加额外的活动量来实现的,这就是独立的袖裆结构的设计[1]。袖裆所处的位置正是人体上半身活动最频繁的部位,腋下的服装面料是拉扯最多的部分。通过对众多民族服饰实物标本的研究,发现袖裆结构不仅存在于以立体裁剪为基础的西方服装结构中,也存在于以“十字型平面结构”[2]为基础的东方服饰文化体系中。

1 民族服饰袖裆结构的类型特征

在对博物馆民族服饰藏品整理过程中,发现了不同的袖裆结构,经梳理,归纳出“袖裆开口”“独立插片”和“衣身或袖身相融”三种不同类型。

1.1 贯首衣形制的袖裆开口

“袖裆开口”的袖裆结构主要存在于贯首衣形制民族服饰中。贯首衣被认为是早期服饰发展的“活化石”,目前在西南少数民族服饰中还有保存。较为特色的贯首衣是广西南丹中堡苗和广西隆林素苗的女衣。中堡苗因居住在广西南丹县中堡乡而得名,中堡苗女衣是典型的贯首衣形制,如表1中中堡苗女衣实物图。通过对标本实物(藏品编号016721,以下类同)结构分析,发现主要由5块布片拼缝组成,如表1中中堡苗女衣的主结构图,其中衣身由3片长59 cm、宽36 cm布片组成,袖身分别由长42 cm、宽35 cm的布片对折而成。衣身正面为一片布,背面是两片布拼缝,形成前短后长的形制。前后衣片左右拼缝,并在中间留出用于套头的30 cm宽开口。衣身和袖身从上往下拼缝10.5 cm,其他部分与衣身分开,接袖线的“部分缝合”形成了衣身和袖身的开口状态,如表1中中堡苗女衣的外观图。隆林素苗女衣从外观图看属于大翻领的贯首衣形制,如表1中素苗女衣实物图,从标本实物(018361)结构分析,由前后两衣片、袖片、独立的领子组合成,如表1中素苗女衣的主结构图。前衣片长46 cm、宽37 cm,后衣片长53 cm、宽37 cm,同样形成前短后长的形制。袖片长63 cm,宽37 cm,领子长59 cm、宽7 cm。衣片两侧为布边,采用了完整的布幅,袖子亦是如此。与中堡苗女上衣类同,隆林素苗女衣衣身和袖身也是部分拼缝,接袖线从上往下缝14 cm,剩下17.5 cm的袖身与衣身呈开口状态。服装是为人体需要而服务的,最初目的是方便人体活动的拓展性。这种衣身与袖身不完全拼缝,留开口给腋下活动空间的形式,是服装发展过程中人体活动需求的反映。袖裆开口的结构在其他少数民族贯首衣服饰中也多有发现,说明衣身与袖身分离的开口状态可能是人类服饰初始期袖裆结构中的一种。

表1 贯首衣形制标本实物与绘图分析
Tab.1 Material object and drawing analysis of the form of the “Guanshou” garment

名称实物图外观图主结构图袖裆形态中堡苗女衣016721衣身和袖身部分相连,袖裆处呈开口状态素苗女衣018361衣身和袖身上部相连,袖裆处呈开口状态

1.2 袖裆独立“插片”的出现

《老子·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往往体现了古人对于生活经验认知的总结。随着历史的推进,当衣身和袖身拼缝连接成为民族服饰主要趋势时,人体活动的特性使得腋下部位成为面料的损耗点。为解决这一问题,延长服饰的寿命,在对民族服饰标本结构的梳理中,发现了部分标本袖裆处存在独立的“插片”。“插片”不仅出现在民族服饰的服装结构中,还在文献和考古实物中得到印证。

对袖裆独立“插片”的发现,源自对清代广西龙胜壮族女衣结构的数据采集。清代龙胜壮族女衣是直领对襟直袖形制,如表2中清代龙胜壮族女衣实物图,衣身主结构由4个完整布幅拼接而成,幅宽37~38cm,其中衣身2个布幅,两侧衣袖分别1个布幅。值得注意的是,在袖裆处隐藏着一块长6 cm,宽5 cm的独立插片,如表2中清代龙胜壮族女衣主结构图。在对博物馆同类型的多件上衣腋下部位进行检查时,都发现了类似的袖裆插片,因此“插片”结构在同类壮族女衣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插片为不规则的四方形或者菱形,长宽的大小都在10 cm以内。插片平时是隐藏的,只有袖子向上伸展时才会显露出来,如表2中清代龙胜壮族女衣外观图与主结构图的比较。人体肩肘部位活动时候,腋下活动量要比肩部大,两个布幅的连接虽然可以提供一定的腋下活动量,可是频繁的拉扯还是容易使梭织的棉麻面料变形甚至断裂,袖裆插片的产生恰好弥补了由于完整布幅缝合后出现的服装结构缺点。

表2 袖裆“插片”实物与绘图分析
Tab.2 Material object and drawing analysis of the sleeve crotch “insert”

名称实物图外观图主结构图袖裆形态清代龙胜壮族女衣0248独立袖裆插片,插片为长方形或菱形,衣服平放时隐藏在腋下隆林红彝女衣019882独立袖裆插片,插片为正方形小菱形纹绵袍N15独立裁片结构,插片为长方形

同样的独立袖裆插片也出现在隆林红彝女衣标本中。红彝女衣为圆领对襟直袖短衫形制,袖筒窄小呈长条形,在袖裆处有“大插片”连接衣身和袖子,形成非常明显的三角形,如表2中隆林红彝女衣实物图。通过对实物(019882)服装结构分析,如表2中隆林红彝女衣主结构图,衣身主结构是一片完整布幅,幅宽40 cm,两侧黑色棉布衣袖是半个布幅,宽19 cm。插片呈正方形,长宽都是18 cm,约与半个幅宽等同。红彝女衣属于短小款式,袖子呈长条形状,下摆仅到腰处。“大插片”很好地解决了腋下的活动量,也增加了胸围的量,使得身体穿着舒适,并达到收腰的视觉效果。

袖裆结构中“插片”的形态不仅出现在民族服饰之中,在中国传统服饰中也有所发现。考古出土实物中的“小腰”,把“插片”袖裆结构出现的历史追溯到先秦时期。小腰,先秦称衽,汉晋时期称小腰或细腰,一般认为是指两头大中间小、用于封合木棺或拼装棺板的燕尾榫、蝴蝶榫[3]。小腰在先秦时称为衽,可推测最早是与服饰有关。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指出“小腰:一种‘嵌片’,类似现今连袖衫的‘袖底插角’”[4],其中对于“小腰”的语言描述,形象地表达了“小腰”在服饰结构中的位置正是腋下位置。“先秦小腰”结构主要出现在先秦楚墓的袍服中。先秦楚墓出土的袍服实物主要是指1982年1月上旬在湖北省江陵县马山公社砖瓦厂发现的墓坑(简称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战国中晚期楚国下级贵族使用的衣袍[5]。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20件服饰中有7件衣袍有小腰结构,分别为2件单衣和5件袍[6]。在制作工艺上,先秦楚墓出土的衣袍多采用分片裁剪方式,这应与当时的布幅限制有关[7]。由于布幅的限制,促使了小腰的产生。根据考古出土资料,以N15小菱形纹锦面绵袍为例,在其双袖与正身相接的腋下,有一块长37 cm、宽24 cm的长方形面料,如表2中小菱形纹绵袍主结构图,正视形状近三角形,腋下多皱折,这样便于上下活动[5]。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具有小腰的衣袍属于上衣和下裳相连属的服式,小腰是处于腋下位置的插片,它不仅起到连接上衣和下裳的作用,还为了便于人体活动起到增加腋下活动量的作用,同时还具有增大门襟的拥掩量的功能[8]

1.3 袖裆的相融关系

袖裆的相融关系是指腋下活动量的面料已经与袖身或衣身融为一体。与袖身相融的标本来自广西龙胜红瑶女衣,而与衣身相融的标本则是来自广西隆林偏苗女衣,另外在藏袍的服装结构中也有所呈现。

广西龙胜红瑶女衣有两种款式:一是绣衣,一是织锦衣,如表3中龙胜红瑶织锦女衣实物图。绣衣和织锦衣的衣身主结构虽然有所不同,但在衣袖构成上却是一样的,都是由织锦片和辅助面料拼缝组成。红瑶女衣袖片主体也是完整的织锦,为了保持织锦图案的中心恰好位于手臂的上方,手臂下部及腋下的位置采用辅助面料进行拼接,如表3中龙胜红瑶织锦女衣实物图与主结构图。红瑶上衣的袖裆结构变化就体现在辅助面料的形状中。通过实物(012957)结构分析,此块面料呈多边形,袖口边是直线型,腋下部位是三角形状,如表3中龙胜红瑶织锦女衣主结构图。与织锦袖片和衣身相接时,从下往上对折,对折后呈梯形。标本测量时袖子上长31.5 cm,下长38 cm,下部比上部多出了6.5 cm的量。一件完整的红瑶女衣的袖筒在与肩平放时候,腋下呈现褶皱状态正是6.5 cm松量的反映,如表3中龙胜红瑶织锦女衣外观图。当袖筒往上抬起到一定高度时,袖筒才能展开呈平顺状态,这正是瑶族为了适应人体活动需要的智慧设计。

表3 相融关系的袖裆结构实物与绘图分析
Tab.3 Material object and drawing analysis of the sleeve crotch structure of fusion relation

名称实物图外观图主结构图袖裆形态龙胜红瑶织锦女衣012957袖裆与袖片拼缝面料连为一体,呈锐角状隆林偏苗女衣017237袖裆与衣身侧摆连为一体,呈锐角状藏袍[12]右侧片插角与衣身部分、里襟连在一起,左侧插角与衣身侧片连在一起

与红瑶女衣是从袖片的辅助面料来解决腋下活动量不同,隆林偏苗女衣则是从衣片的侧摆来解决相同的问题。隆林偏苗主要生活在广西隆林县南部大石山区的德峨、猪场、克长等乡,地势较高,海拔1 000 m以上,道路崎岖,冬天都有霜冻和冰雪[9]。由于地处大山深处,交通闭塞而少与外界交流,服饰上保存了诸多古老元素和制衣古法。偏苗女衣(017237)衣身主结构为一个完整布幅和部分面料的拼接,在衣身和袖身中间有侧摆衣片往上延伸的插脚,如表3中隆林偏苗主结构图。侧摆衣片成勾10 cm股48 cm弦50 cm的三角形,三角插片嵌入的位置是衣身和袖身的断缝之中,无形中改变了服装结构,增加了腋下活动量,如表3中隆林偏苗外观图。

如果说红瑶和偏苗女衣相融的袖裆结构还是为了解决人体活动需要的腋下活动量问题,那么藏袍腋下插角结构则已经超越了人体活动需要的目的。陈果等[10]在《藏袍腋下插角结构与先秦袍服小腰》中提出藏袍的深隐式插角主要是节俭思想的体现。藏袍是宽袍大袖的形制,不以突出人体为目的,所以腋下插角的入袖并未对活动量产生过大的影响,衣袍本身就具备足够的活动量。该文是基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的馆藏藏袍样品的研究提出的发现,并提出藏袍腋下插角结构表现为2种形制,如表3中藏袍主结构图。一种是侧片上端的尖角横插入至腋下的袖片部分;另一种是里襟与侧片连裁然后伸入到袖衩部位[10]。就藏袍的腋下插角而言,无论是哪一种形制,腋下插角都是与衣身的布幅共为一体的。藏袍制作艺人为了不破坏面料的完整性而牺牲左右侧片的对称,最大程度地利用面料的制作方式即是藏族人节俭思想的体现,这种节俭思想尤其体现在侧片与里襟连裁的藏袍形制中。

2 袖裆结构的文化解读

2.1 类型多样性及其原因

民族服饰袖裆结构的不同类型使其具有多样性的特点。通过各民族生活的背景可以总结出两点影响因素:一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地理环境复杂,自古以来交通不便,文化交流相对闭塞。例如南丹中堡苗乡和隆林德峨的素苗、偏苗村寨都地处偏远、地形复杂,时至今日交通依旧不甚方便。因此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在民族服饰上保存了诸多古老的元素和制衣古法。故而,多样的地理环境造成袖裆结构多种类型的存在。二是服装结构的变化。服饰从产生至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推进发生诸多变化,服装结构的变化使得袖裆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袖裆开口只出现在贯首衣形制的民族服饰中,发展到对襟、交襟衣后则出现了袖裆插片,这些都说明了服装结构变化影响着袖裆结构。

2.2 技术决定布幅

在民族服饰中,布幅决定服饰的结构形态[11],服饰结构影响袖裆结构的形态。不同类型的民族服饰袖裆结构具有一个共同的结构特点:无论是一开身还是两开身的民族服饰,其袖裆结构所处的腋下位置也正是衣袖断缝的位置,并且断缝两侧都呈现出布边的状态。断缝是解决幅宽不足的一种方法,即可减少对布料的裁剪破坏,又可达到衣身的横宽并尽量美观整齐。人们在反观存留下来的传统服装时,通过断缝位置的测绘,也可以推测出手工织布的大致幅宽[2]。因此,民族服饰袖裆结构共性的深层原因是受到布幅宽度的直接影响。在传统农耕社会中,“男耕女织”一直是中华民族家庭的主要生活形态。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相对稳定的背景下,纺织技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几乎停滞不前。直至今日,在西南少数民族山区的村寨还能看到的传统织机生产出来的布料幅宽仍在40 cm左右,可见技术决定了布幅的生成。因此,少数民族纺织技术在布幅宽度上的稳定,成为民族服饰袖裆结构形态保存至今的重要因素。

2.3 插片的功能解析

在诸多的袖裆结构中,“插片”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形态。少数民族服饰袖裆结构“插片”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民族服饰袖裆结构的形态,也从另一个角度解析了“先秦小腰”的功能。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在以社会为研究对象论述社会功能时形象地指出:“社会活像一个有机体,各部分之间互相关连,相互依赖,社会的习俗、制度正如一个有机体的各部器官,发生功能的作用,共同来维持一个整体。”[12]如果把服饰视为一个社会整体,那么服饰结构就是基本框架,而袖裆插片则是框架之间的连接点,是维持整体服饰稳定的关键,存在着一定的功能作用。人类学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指出:“功能总是意味着满足需要,从最简单的吃喝行为到神圣的仪式活动都是如此。”[13]通过对插片结构的功能解析,得出插片出现的原因首先是源于满足人体活动的需要。其次,插片的出现有助于缓解衣身和袖片两个完整布幅之间的频繁拉扯,较好地延长了面料使用的寿命,是民族服饰节俭思维的表达。在研究插片的功能时,发现插片的存在不仅解决了腋下活动量的问题,红彝女上衣的大插片还增加了胸围量,先秦小腰结构同时具有增大门襟的拥掩量的功能[8],这一物多用的聪明设计体现了民族的智慧。

2.4 “敬物尚俭”思想

从对标本的数据采集中发现,越是早期服饰对布幅使用的完整程度越高,因此民族服饰袖裆结构的不同类型是中华民族“敬物尚俭”思想的体现。从至今仍在沿袭的传统习俗看,人类的许多文化现象,与远古知识体系是一脉相承的[14]。中华民族“敬物尚俭”思想的形成是源自农耕文明的初始。早在新石器时代,在河姆渡早期阶段的遗址中,栽培水稻的出现表明早在河姆渡时期的人类开始逐渐进入农耕劳作为主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同时,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出土的木器中出现的“木匕、卷布棍、经轴、齿状器等,都是织布工具”[15]。在河姆渡文化之后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麻织品和丝织品[15],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纺织工艺已经开始出现。从新石器时代进入农耕社会开始直至近现代,农耕劳作和手工生产的方式一直作为中华民族主要生产生活方式而存在,比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久远。早期对生产资料获取不易的生活状态对中华文明的诞生、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曾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此句亦是教导世人敬畏与珍惜日常之物,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敬物尚俭”思想。在文明发展的初期,对天地的敬畏,既是对自然现象的未知,也是对获取生产生活资料艰辛的反映。

“敬物尚俭”的思想源自对社会生活经验和认知的提取,又反哺于社会生活的行为之中。在民族服饰的制作技艺中,表现非常突出的就是民族服饰袖裆结构的生成。因此,在“敬物尚俭”思想影响下,“布幅决定结构”成为民族服饰制作的基础思维和指导性原则,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布幅,更加充分利用生产出来的面料成为民族服饰制作过程中关键点。从“袖裆开口”到“袖裆插片”,以及衣身和袖身相融关系的袖裆结构都是尽可能保持衣身完整布幅下的各种形态表达。而清代龙胜壮族女上衣的袖裆插片多来自零散的旧面料,对于布料的旧物利用更生动地体现了少数民族服饰中“敬物尚俭”的思想。

3 结 语

民族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族众多、民族支系众多,加之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民族服饰在服装结构中展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亦反映于民族服饰的袖裆结构。民族服饰的袖裆结构是民族服饰结构研究的关键点。通过对多个民族服饰标本袖裆结构比较,于细微处见真章,从当下的空间维度分析服饰发展的时间维度,寻找民族服饰走过的历史痕迹,探讨文化发展的脉络,传承民族的智慧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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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tructure type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leeve crotch of ethnic costume

>FAN Miaomiao

(1.College of Fashion Art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2. Anthropology Museum of Guangxi, Nanning 530028, China)

Abstract: The sleeve crotch structure often appears in the modern clothing structure, but the research in the national dress is very less. In this paper, the methods of specimen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study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rotch structure of national costume from the angle of garment structure. By collecting, collating and mapping the samples of ethnic clothing collected in the museum,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different forms in the crotch structure of national costume, i.e. “crotch opening”, “independent insertion” and “body or sleeve body fusion”. The diversity of sleeve crotch structure derived from the variat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ethnic clothing structure in minority areas. The relative stability of textile technolog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width of cloth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rotch structure of ethnic costume. The diversity of the crotch structure of national costume reflects the Chinese nation’s thought of “respecting things and saving things”.

Key words: ethnic dress; sleeve crotch structure; type; insertion; cloth width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19.03.013

中图分类号: TS941.1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1-7003(2019)03-0084-07

引用页码:031301

收稿日期: 2018-06-06;

修回日期:2019-01-08

基金项目: 北京服装学院博士项目(NHFZ20180119);北京服装学院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工程项目(KYTG02170209);柒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基金一般项目(201705)

作者简介: 樊苗苗(1984-),女,博士研究生,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与传统纺织。